在交通事故处理现场，许多当事人曾经历过交警建议双方“私了”的情形。这一现象背后，并非源于执法者的个人偏好，而是植根于我国法律体系对效率与和谐的追求，体现着行政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独特价值。
从法律框架审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对于未造成人身伤亡、事实清楚、且当事人对事故成因无争议的轻微事故，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这一条款为“私了”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交警在现场判断符合法定条件时，引导当事人自行协商，实质上是履行法律赋予的指引职责，旨在快速恢复交通秩序，避免因小事故引发大拥堵。
进一步分析，交警的调解倾向也折射出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需求。我国基层交警部门常面临事故多、警力少的现实压力。若每起轻微事故都启动完整的行政调查程序，制作询问笔录、现场勘验图、技术鉴定报告等文书，将耗费大量公共资源。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赔偿协议，能够将有限的执法力量集中于处理人身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案件，这符合行政效率原则。
从当事人权益保护角度观察，调解私了亦具备显著优势。正式的事故责任认定程序往往耗时较长，而协商解决可使受害者更快获得赔偿，缓解医疗费或修车费带来的经济压力。对于责任方而言，及时达成和解可能避免留下行政处罚记录，减少对个人信用或职业发展的潜在影响。这种互利性使得调解成为许多理性当事人的优先选择。
交警建议私了并非毫无边界。执法者必须严格把握适用条件：仅限轻微财产损失事故，且双方自愿。若事故涉及人员受伤、当事人对事实有重大分歧或涉嫌酒驾、无证驾驶等违法情节，交警则必须依法立案调查。实践中，规范的操作要求交警明确告知当事人私了的法律后果，包括放弃追究对方行政责任的权利，并建议书面协议固定赔偿内容，以防后续纠纷。
值得关注的是，调解私了机制的良性运行，依赖于公众法律素养的提升。部分当事人因不了解赔偿标准而达成显失公平的协议，或事后反悔导致纠纷升级。交警在调解过程中承担着普法角色，需简要说明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车辆维修市场价等常识，确保协商在信息相对对称基础上进行。
交警在事故处理中引导私了，是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平衡秩序、效率与公平的执法策略。它既非推诿职责，亦非强制措施，而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交通管理领域的具体实践。随着社会法治意识增强，这一机制将继续演化，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道路交通的整体顺畅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