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内地居民赴港澳地区的常规通行证办理工作曾一度全面暂停。这一行政措施虽以疫情防控与公共安全维护为出发点，但在法律层面引发了关于行政权力边界、公民权利保障及应急法律体系完善的广泛讨论。本文旨在从法律视角对此进行剖析。
该措施的法律性质属于一项具体的行政行为。其权力渊源可追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及《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在特定情形下，为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卫生等重大公共利益，采取必要临时性限制措施的裁量权。2022年面临的严峻疫情形势，构成了采取此类应急管理措施的客观前提。从形式合法性而言，该暂停办理的决定具备相应的法律授权基础。
合法性不仅限于形式授权，更需深入实质层面，即比例原则的考量。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措施的目的正当、手段必要且损害最小。暂停办理通行证，直接限制了公民依法享有的出入境自由，属于对公民权利的重大干预。这就要求决策机关必须充分论证，在当时的风险评估下，此一全面性暂停是否为达成防控目的之“必要”且“损害最小”的手段，是否存在分区域、分步骤或提供紧急事由通道等更精细化的替代方案。当时的信息公开与说明若能更为充分，将更有助于公众理解该措施与风险等级的匹配性，增强其社会接受度与实质正当性。
该事件凸显了公民权利保障与公共利益平衡的永恒议题。《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但在紧急状态下，个人权利可能因公共利益需要而受到克减。关键在于，这种克减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严格的程序约束和合理的期限。暂停办理措施是否伴随了清晰的政策解释、有效的救济渠道（如对紧急人道主义事由的个案处理机制）以及动态的评估与退出机制，是衡量其是否妥善平衡了公私利益的重要标尺。这要求应急状态下的行政决策不仅要有力度，更需体现法治的温度与精度。
这一实践对我国应急法律体系的完善具有启示意义。理想的状态是，各类突发事件应对措施，均能在既有法律框架中找到清晰、具体且层级分明的授权与程序规范。未来或可考虑通过立法或修订，对包括限制人员流动在内的各类应急措施，进一步明确其启动的客观标准、具体权限、实施期限、公民权利保障底线以及监督问责机制，从而将“应急状态”更全面地纳入“法治轨道”，避免因法律模糊性导致的权利不确定性。
2022年通行证办理的暂停，是一次在特殊背景下对行政应急权力的运用。它既检验了现有法律授权体系的适应性，也揭示了在践行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中，持续优化应急法治细节的重要性。法治的进步，正体现在对每一次重大公共决策的法律审视与反思之中，以期在未来能更精准、更科学地统筹安全与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