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纳金，作为一项常见的合同条款或法定义务附加项，广泛存在于借贷、租赁、税费缴纳等诸多民事与行政法律关系之中。其核心法律性质，通常被界定为对债务人未按期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一种经济制裁或补偿。在民事领域，滞纳金条款的效力并非绝对，其设定与执行必须接受公平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审视。根据我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包含具有违约金性质的滞纳金）过分高于造成的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这为司法实践中调整不合理的滞纳金标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从功能上剖析，滞纳金兼具补偿性与惩罚性双重色彩。其补偿性体现在弥补债权人因资金被占用而可能产生的利息损失或管理成本；其惩罚性则旨在通过增加违约成本，督促债务人及时履行义务，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正是这种惩罚性特征，使得滞纳金的约定必须谨慎。若其比例过高、计算方式复利化或无限期累积，极易演变为实质上的高利贷或不当得利，从而背离法律设定此类条款的初衷，甚至可能因违反公序良俗而被认定为无效。
在行政法领域，滞纳金常伴随税款、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法定义务出现。例如，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税务机关依法加收的滞纳金，其性质更偏向于一种法定的、带有惩戒意味的附带给付义务。此类滞纳金的征收主体、计算标准（通常为每日万分之五）、起止时间均由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创设或任意调整，体现了“法定原则”的严格要求。行政相对人对征收决定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实践中，滞纳金引发的争议焦点多集中于计算基数、起算时点、累计上限以及是否与违约金、利息等并行适用等问题。例如，在商事合同中，若同时约定了逾期利息与滞纳金，债权人能否一并主张？司法观点通常认为，二者均属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其总额仍应受到前述“不过分高于实际损失”规则的限制，债权人不能通过名义上的不同约定而获得远超法律保护范围的利益。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物业服务等格式合同高频使用的领域，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如金融机构、物业公司）设定的滞纳金条款，还必须履行合理的提示与说明义务。若该条款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且未予显著提示，对方当事人可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滞纳金作为一项法律工具，其设立与适用必须在契约自由与实质公平、效率追求与利益衡平之间找到恰当的支点。无论是民事主体间的意思自治，还是行政机关的依法征收，都应当遵循比例原则，确保其数额与违约行为的过错程度、造成的实际后果相匹配。债务人在面对明显不公的滞纳金条款时，应积极运用法律赋予的请求权，寻求司法或仲裁机构的调整；而债权人或征收机关亦应秉持诚信，避免利用优势地位设定显失公平的惩罚条件，共同促进诚信社会与法治经济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