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工龄认定直接关系到劳动者退休待遇的核定。实践中，部分社保经办机构对1994年《劳动法》施行前的连续工龄不予认定的做法，引发了诸多法律与现实争议。这一现象不仅触及历史遗留的劳动关系处理，更考验着现行法律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力度。
从法律沿革视角审视，1994年是一个关键分水岭。此前，我国劳动用工制度主要依据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策文件进行调整，工龄计算与连续工作年限、档案记载等紧密挂钩，但相关规范较为分散。1995年《劳动法》正式实施，标志着劳动合同制度的普遍建立，社会保险制度随之改革。部分社保机构在实践中，倾向于以1994年为界，仅对此后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年限予以确认，而对此前未纳入强制缴费体系的工龄，则要求劳动者提供严格的原始档案材料，否则可能不予认定。这种做法，实质上将“缴费年限”与“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标准进行了严格限缩。
该做法在法律层面上面临着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双重质疑。它可能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中“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过渡性原则。根据《社会保险法》及相关配套政策，对于在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前参加工作的人员，其之前的连续工龄应被“视同缴费年限”，并与实际缴费年限合并计发养老金。社保局若仅因材料形式问题或年代久远而一概不予认定，实质上架空了“视同缴费”制度的立法本意，侵害了特定历史时期劳动者的正当权益。
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存在不公。要求劳动者个人完全承担数十年前的完整档案举证责任，在现实中往往极为困难。许多单位历经改制、合并或撤销，原始材料可能早已散佚。根据行政法领域的“优势证据”原则及保护弱势群体的精神，社保经办机构在审核此类历史工历时，应负有更积极的调查核实义务，或采纳其他辅助证据形成证据链，而非简单地将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完全归于劳动者。
该做法易引发社会公平疑虑。广大在计划经济时期为国家建设付出劳动的职工，其劳动贡献不应因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而被忽视或抹杀。工龄认定不仅是一个技术计算问题，更承载着对劳动者历史贡献的承认与尊重。机械地以1994年为切割点，缺乏对历史背景的充分考量，可能导致部分群体在退休待遇上遭受不合理的减损，有违社会保障的公平价值目标。
社保局对1994年前工龄的认定问题，绝非简单的政策执行，而是涉及法律适用、历史公正与社会稳定的复杂议题。相关机构应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基础上，秉持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宗旨，出台更清晰、更具操作性的历史工龄认定细则，并适当减轻劳动者的举证负担，从而在制度衔接中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确保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有尊严地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