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肇事逃逸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管理秩序，侵害公民人身与财产权利，历来是刑法打击的重点。我国法律对此类行为的定罪量刑已形成一套相对明确的标准体系，其核心在于对行为人主观意图与客观行为的综合审查。
认定构成交通肇事逃逸，首要前提是存在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并因此导致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此处的“事故”是法律责任产生的客观基础。若未发生符合立案标准的损害后果，则后续的“逃离”行为可能仅构成行政违法，而非刑事犯罪。
关键环节在于对“逃逸”要件的界定。司法实践中，“逃逸”通常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故意逃离事故现场。其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仍希望或放任自己离开现场以规避应承担的救助义务、报告义务及法律责任。若行为人因确不知晓事故发生而离开，或因需紧急送伤者就医而离开现场但事后及时报案，则一般难以认定具有逃避追究的主观目的。
定罪标准需严格区分“逃逸”与“离开现场”。例如，行为人短暂离开是为寻求报警或救助工具，且事后立即返回并履行义务，通常不认定为逃逸。反之，即便行为人事后主动投案，若其逃离现场时已具备逃避法律追究的意图，仍可能构成“逃逸”，投案情节可作为量刑考量，但不影响逃逸行为的定性。
在后果层面，逃逸行为可能引发不同的法律评价。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若逃逸行为本身并未造成更严重后果，则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若因逃逸行为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则法定刑将升格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体现了刑法对不履行救助义务所导致严重后果的严厉惩处。
需注意“逃逸”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界限。后者要求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死亡确系因行为人逃逸、未施救而延误救治时机直接导致。若被害人死亡在事故瞬间即已注定，或系其他介入因素导致，则可能不适用此加重条款。
司法认定中还须综合考量全案情节，如事故责任划分、行为人是否饮酒或吸毒、逃逸方式、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对于肇事后虽未逃离现场，但隐瞒身份、冒充他人或指使他人顶替的行为，因其核心意图仍是逃避法律责任，司法解释亦明确规定可按“逃逸”论处。
对肇事逃逸的定罪并非简单依据“离开”这一动作，而是围绕事故基础、主观意图、客观行为及危害后果进行的精密法律推理。它要求司法机关深入辨析行为人的心理状态与行为轨迹，在打击恶性逃避责任行为的同时，也避免对确无逃避意图者误施刑罚，从而精准贯彻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的严肃性与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