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逮捕作为一项严厉的强制措施，其适用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定原则与比例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关于不逮捕的规定，集中体现了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审慎保护与程序正义的追求。该条款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对于不符合法定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这一规定不仅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化，更是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彰显。
从立法本意审视，第九十一条的设置旨在平衡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逮捕并非刑事追诉的必经环节，其适用必须满足证据条件、刑罚条件与社会危险性条件。具体而言，只有当案件证据足以证明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新的社会危险时，逮捕才具有正当性基础。反之，若欠缺任一要件，检察机关即应秉持客观义务，作出不逮捕决定。这种制度设计有效防止了强制措施的滥用，避免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不必要的自由剥夺。
司法实践中，不逮捕决定的作出往往依托于细致的个案审查。检察官需全面评估案件证据的收集状况与证明力，审慎判断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对于初犯、偶犯、过失犯罪或罪行轻微的嫌疑人，若其悔罪态度良好且具备有效的监护条件或社会帮教可能，适用不逮捕更能体现教育与挽救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特别是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不逮捕的适用空间更为广阔，这契合了对特殊群体实行司法保护的国际准则。
不逮捕决定的程序运作亦彰显了诉讼民主的内在要求。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对于是否符合逮捕条件存在疑问或嫌疑人要求当面陈述的情形，讯问成为必经程序。这种程序参与机制保障了嫌疑人的申辩权，使决定建立在兼听则明的理性基础之上。同时，对于不逮捕案件，公安机关认为决定有误时，可提请复议复核，这形成了有效的权力制约链条。
不逮捕的法律后果并非诉讼程序的终结，而是强制措施的梯次转换。对于不批准逮捕的嫌疑人，司法机关可视情况变更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等限制性较低的强制手段，以确保诉讼顺利进行。这种区别化处理既维护了侦查效率，又最大限度降低了对公民正常生活的干预。它体现了强制措施适用的谦抑性原则，即只有在确有必要时，才采用限制程度更高的手段。
社会效果的维度上，不逮捕的恰当适用有助于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与和谐稳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不逮捕并为当事人促成和解创造条件，能够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既节约了司法资源，也避免了“构罪即捕”可能带来的负面标签效应，为嫌疑人回归社会预留了制度空间。
展望未来，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将更加实质化。第九十一条不逮捕条款的适用，将继续在保障人权、规范司法权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司法机关应持续提升证据审查与社会危险性评估的专业能力，确保每一起不逮捕决定都经得起法律与历史的检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正体现在对个体权利日益精密的呵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