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治理体系中，公民权利救济与诉求表达渠道的多元化与高效化，是法治建设成熟度的重要标志。公众常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视为反映问题、寻求行政介入的核心途径。从法律视角审视，存在着一系列更具权威性、终局性乃至强制性的法定机制，它们在权利保障的深度、广度与效力上，构成了更为根本和“厉害”的维权与监督体系。
司法诉讼是权利救济的最终堡垒。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通过行政渠道协调未果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宪法与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司法裁判具有国家强制力保证的终局性效力，能够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判决。相较于行政投诉，司法程序更为严谨、中立，其判决结果能够直接创设、变更或消灭法律关系，这是任何行政协调机制所无法比拟的根本性力量。
检察监督是独具特色的刚性法律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权。针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对于涉及职务违法与犯罪的线索，公民向监察委员会进行举报，启动的是国家监察调查程序。这些监督机制直接指向公权力运行的合规性与廉洁性，其调查手段与后续可能引发的司法或纪律程序，具有显著的威慑力与纠正力。
再者，特定领域的法定监管与投诉渠道具备专业权威性。例如，在金融消费纠纷中，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专业监管机构投诉；在劳动争议中，申请劳动仲裁；在消费者权益受损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并请求行政处罚等。这些渠道依据专门法律法规设立，处理程序专业，且其作出的行政裁决、处罚决定等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在特定问题上往往比综合性政务热线更为直接高效。
立法参与与宪法审查是源头性的根本保障。公民通过向立法机关提出意见建议，参与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是从源头上完善权利保障的根本途径。依据《立法法》，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查建议。这种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监督，影响范围广泛，是从制度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最高层级机制。
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其权利救济网络必然是立体多层、相互衔接的。各类法定渠道各司其职，共同编织成严密的法治保障之网。引导公众在了解并善用这些法定途径的基础上，根据诉求性质选择最适格的渠道，方能最大化实现权利救济，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社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