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作为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前端，其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范直接关系到打击犯罪的效能与公民权利的保障。我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系统构建了从立案到侦查终结的全流程操作框架，体现了法治原则在侦查阶段的具体落实。
《规定》首先确立了立案审查的严格标准。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或自首的材料，必须迅速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自身管辖时，方予立案。这一门槛的设置，旨在防止滥用侦查权，确保刑事追诉的审慎启动。立案后，侦查活动便依法展开。《规定》对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技术侦查等各类侦查措施的实施条件、审批权限和执行方式作出了细致规定。例如，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有明确上限，搜查需出示证件与搜查证，查封、扣押财物须制作清单并由见证人签字。这些程序性约束，构成了遏制权力任性、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防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规定》强化了对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自被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律师可依法会见当事人、了解案情、提出意见。公安机关有义务告知此项权利并为其实现提供便利。这标志着侦查活动从封闭走向开放、协作的现代转型，有助于通过外部监督提升办案质量。同时，《规定》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初步过滤机制，要求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自觉审查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对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逮捕、移送起诉的依据。这从源头促进了证据收集的规范化。
《规定》还明确了侦查终结的条件。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认定正确，法律手续完备的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若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则应撤销案件。整个侦查过程须严格遵守法定期限，并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综观《规定》的整体设计，其核心精神在于平衡追诉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它既赋予公安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以查明真相，又通过严密的程序设置将侦查权关入制度的笼子。程序的正义并非机械的步骤，而是实体公正的基础保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公安机关严格遵循《规定》办案，不断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对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具有不可或缺的实践意义。